纵横明清300年,第一商帮是如何陨落的?

2019-08-20 11:46:37 编辑:1107152099 来源: 浏览量:154我要评论

摘要:徽商累世培植的政治与商业的暗中结合,也为徽商在盐业、典当、茶叶、布匹等各种生意中获得了各种关系深厚的政治资源庇护,堪称中国政商结合的至高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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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知道收了多少“捐献”的银子后,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公元1762年3月,第三次下江南、下驻在扬州天宁寺行宫的乾隆大帝,给14名来自徽州的盐商各自颁赐了官爵。


对此,乾隆满意地说:


“朕此次南巡,所有两淮商众,承办差务,皆能踊跃急公,宜沛特恩。”


为了此次加官进爵,14名盐商具体“捐纳”了多少银子,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对于扬州徽商之富,乾隆则早有耳闻,当时,扬州徽商总资本至少在五千万两银子之巨,而清朝在乾隆时期号称巅峰,国库最高存银不过也就7000万两,以致于乾隆感叹道:


“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扬州徽商们也敢于“捐纳”:以乾隆朝的著名盐商鲍志道(1743-1801)为例,仅仅他个人在世期间,就先后向清朝政府“捐纳”了2000万两白银、和12万石粮食(约合1440万斤)。


此时的徽商,是清朝毫无疑问的第一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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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崛起于明朝中叶。


对于管辖一府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地的徽州府来说,这里向来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的谚语,由于可用耕作的土地奇缺,人口急剧增长的徽州人一直处于难以自足的状态。


晋代时,徽州(新安郡)当地人口仅有5000户,然而随着晋室南迁和南北朝时期的持续动荡,北方士民开始不断南迁,唐安史之乱、宋靖康之变后,南迁的中原人民不断补充着徽州的人口,南宋初年,徽州人口已经达到12万多户,到明代时,徽州人口进一步飙涨至56万户,到清末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徽州人口更是达到了247万人,由于人多地少,谋生艰难的徽州人被迫开始沿着新安江等水道大规模走出深山,去外界打拼一片天地。


明清两代的徽州,普遍流传着一句话:“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包袱雨伞,夹着就走。”


尽管谋生艰难,但作为中原世家大族移民的后代,重视教育的徽州人普遍会将子女送往私塾,到十三四岁时再让孩子外出闯荡,在这片面积仅有1万多平方公里的狭小府地上,却是“十家之村,不废诵读”。


由于大规模的人口外出经商谋生,到了明代时,明朝人王世贞就曾经感慨地说:“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意思是说徽州人十分之三在家务农,十分之七在外经商,“贾居十(分之)九”“徽人十(分之)九为商”。


在这种庞大的外出经商人口的扩散下,到了明代时,徽州人出现了以长三角为基地的“一大块”、以长江和大运河“两条线”为辐射通道,“星星点点遍全国”的分布生态,到了明朝中叶,随着以盐商为代表的商人群体的崛起,徽商,开始作为一个商帮,在中华大地上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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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徽商的代表,盐商,是徽商中最势大财雄的群体。


明朝初期,为了与北方蒙古人对抗,明朝政府在北方漫长边境上设置了9个边镇驻军布防,为了吸引商人向驻军运送军粮,当时明朝政府规定,商人只有向北方边境运送粮食贩卖,才能换取到盐引(一种贩卖食盐的官方凭证),然后到指定地点倒卖食盐谋利。


由于古代食盐的稀缺性和倒手买卖存在的暴利,因此尽管路途遥远,徽商仍然不远千里踏上了北上路途,但由于地理距离等因素,在明朝中叶以前,徽商的盐业生意总是做不过相对北方较近的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


明朝中期以后,随着白银成为通用货币,于是在明朝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改革盐法,规定商人不再需要向边境运输粮食,只要向政府盐运司缴纳银子,就可以换取到盐引贩盐,这一变革,史称“开中折色法”,随着变革的推行,原来的塞外商屯逐渐解体,边境商贸日趋衰败,于是,原来经营边境贸易的晋商、陕商转而南下位处两淮地区要地的扬州从事买卖,而这,也给了徽商以崛起的历史机遇。


由于东临黄海,西接运河,明清时期,扬州成为了中华帝国两淮地区的盐业中心,而到了清朝乾隆时期,两淮地区每年的赋税更是占到了全国商业税收的50%,其中主要是盐税,可谓“关系国库,最为紧要”,而在帝国商业中心与晋商、陕商的较量中,作为后起之秀的徽商逐渐后来居上,最终几乎垄断了两淮地区的盐业经营,从而奠定了徽商作为商帮在帝国内部的崛起。


明朝中叶时在扬州,徽商原本与晋商、陕商平分天下,当时在扬州,以徽州话和陕西话最为时尚,因为当地人认为讲这种话的人最有钱。但在明朝中叶及晚明的商业竞争中,文化教育不高、较为保守吝啬的晋商和陕商,逐渐在与具有文化底子的徽商竞争中败下阵来。


由于徽州善于抱团经营,因此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徽州歙县的县志《歙志》就记载说:“今之所谓大贾,莫有甚于吾邑(歙县),虽秦晋(陕商晋商)间有来贾于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与零星经营的陕商晋商相比,在当时的两淮地区和扬州,“苦朋比无多”的陕商晋商,此时已经在商业竞争中完全败给了抱团取暖又敢于“给予”的徽商,可以说,无论是玩文、玩钱还是玩人多,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都逐渐进入了垄断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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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朱熹的祖籍地,徽州在明代开始就被称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徽州谚语普遍流传说:


“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口猪。”


正是在“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的理念熏陶下,徽州在古代科举中开始急剧崛起,据统计,从宋代到清末,徽州考中进士的共有2086人,并出产了28位状元,占据中国历史状元总数的二十四分之一,以单一城市而言,徽州的状元人数,仅次于苏州府。


由于重视读书、政治资源广布明清两代,这也为徽商在政治上提供了保驾护航,而徽商在发家致富以后,也将子女读书致仕作为保障家族累代经营的不二法宝,对此,明代徽州人汪道昆(1525-1593),就将徽商家族的这种特点形容为“贾而好儒”“左儒右贾”。


以汪道昆本人为例,他的家族就是累代经营盐业,家业巨富,到了他这一代,父亲刻意经营让他读书致仕,汪道昆也不负众望,23岁就考中进士,而后更是官至明朝兵部左侍郎,与戚继光等人一起成为明朝末年的抗倭名将,而在儒商、部级高官的背景之外,汪道昆还是一名戏剧家,曾经撰写有《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等剧作。


在“左儒右贾”的政治资源支持下,徽商的政治门路也迅速拓宽,以明朝为例,徽州就出了曾经当过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和七省总督的胡宗宪,另外还有曾经当过明朝礼部尚书和文渊阁大学士的许国,到了清代,徽商“以商养文”更是频频开出“硕果”——例如出身盐商巨富家族的曹文埴、曹振镛父子,二人就先后考中进士,并且都担任过军机大臣,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而不倒,其家族可谓政坛常青树,而曾经当过军机大臣和户部尚书的曹文埴,由于老乡关系,跟扬州徽商更是关系密切,其中乾隆六下江南,让徽商等各路商帮“奉献”“捐纳”等各种事务,就是曹文埴在一手安排。


而这种徽商累世培植的政治与商业的暗中结合,也为徽商在盐业、典当、茶叶、布匹等各种生意中获得了各种关系深厚的政治资源庇护,堪称中国政商结合的至高典范。


也就是在这种善于逢迎和“捐纳”,正如乾隆在扬州赏赐徽商官爵时所说“踊跃急公”的背景下,徽商在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争动荡后再次崛起,并通过政商勾结、逐渐垄断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盐场、两淮盐场的商业贸易。


对于徽商的善于“奉献”,清廷和地方官员也一直是投桃报李,给予了徽商诸多垄断权益,当时,两淮盐务中设有“总商”,乾隆时代更是出现了权力空前的“首总”。徽商江春就担任过“首总”,这些“总商”乃至“首总”,既是两淮众商的代表,又是官府与盐商之间的联系人,实际上拥有半官半商的身份。


以徽商巨富江春(1720-1789)为例,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都参与了迎送和接待,其一生共向清廷“捐纳”多达1120万两白银,而乾隆则将江春赏赐为“内务府奉宸苑卿布政使”,正一品“光禄大夫”,在每次任命新的两淮巡盐御史时,乾隆甚至都会嘱咐新官吏说:“广达(江春)人老成,凡事要多与他商量。”而江春更是因为“一夜堆盐造白塔,徽菜接驾乾隆帝”等事迹,而被称为“以布衣结交天子”的“天下最牛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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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在乾隆朝迎来巅峰之际,也是其衰落之时。


以乾隆朝第一红顶商人、扬州徽商江春为例,乾隆多达六次下江南、清廷没完没了的政治接待,以及不停的政治“捐纳”任务,也让一度富可敌国的江春濒于破产,除了乾隆下江南时要接待“奉献”外,在乾隆没下江南的日子里,乾隆三十六年,江春就为皇太后八十寿诞捐银20万两;乾隆三十八年,清廷用兵金川,江春又捐银400万两;乾隆四十七年,黄河筑堤,江春捐银200万两;乾隆五十三年,台湾林爽文起义,江春又被迫“捐献”军费200万两,而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政治捐款,私底下的贿赂和政治接待更是几乎耗尽了江春的家底。


到江春晚年,江家日益败落,江春在1789年死后,道光年间,财务日渐亏空的清廷随后以整顿盐务为名,逼令江家必须再交出40万两银子,而家底已经掏空的江家后代无力支付巨额罚款,最终惨遭抄家。


清廷则完全忘了,乾隆朝的第一红顶商人江春,仅仅明面上的“捐纳”就高达1120万两白银的“政治奉献”,对他们来说,已经被掏空家底的红顶商人,已经不再具有利用价值了。


而江春家族的败落,也掀开了徽商商帮整体衰落的帷幕。


明清两代,徽商通过政治勾结等手段几乎垄断了帝国的盐务经营,但垄断的代价就是各种明面或暗底下的高额贿赂和政治“捐纳”,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转移负担,徽商于是将重担又转嫁到盐价等商品上。


以康熙朝(1662-1722)为例,当时江南的仪征、通州等地由于距离两淮等产盐区较近,每斤盐只卖二三文钱,但到了江西、湖广等地,每斤盐价则高涨到了二十文钱不等;随着官府盘剥的日益加深,盐商的售价也不断抬高,到了道光年间(1821-1850),湖北汉口的盐价已经去到了每斤四五十文,而有的地方则高涨到了每斤八九十文,更有甚者部分偏远地区,盐价高达几百文钱一斤。


作为盐业垄断和官商勾结导致的政治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的盐价也不断飙涨,以致到了普通老百姓已经无力承担的地步,在此情况下,百姓只得通过购买价格相对便宜的私盐来解决日常所需,由于不断高涨的盐价导致私盐大规模泛滥,徽州盐商的官盐买卖也日渐滞销,但清廷规定的年销售额却是要年年交款的,由于所欠的盐款即盐课越来越多,没办法,徽州盐商只得向清廷请求进行分期付款:或分15年偿还,或分30年偿还。


到了道光年间,以徽商为主的两淮盐商所积欠清廷的盐课,已达到了几千万两白银之巨,由于盐商在政治重压之下根本无法还款,而普通老百姓则因为盐价太贵吃不起盐,为了改变这种困局,道光十二年(1832年),两江总督陶澍为了革除淮盐积弊,开始打破徽商垄断两淮地区盐业经营的垄断局面,下令只要有银子,都可以向官府购买盐票进行贩卖,史称票盐法。


票盐法开始实施后,逐渐激活了两淮地区的盐业经营,不仅推动了盐价的下降,而且使得两江地区的岁入增加了1000多万两白银,随着徽商盐业垄断特权的被打破,徽州盐商也开始急剧衰落,而由于盐商在徽商商帮中的实力最为雄厚,徽州盐商的轰然倒塌,也全面昭示了徽商衰落的未来。


对此,徽商们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到处砍桃树泄愤,因为桃跟票盐法的推行者陶澍的“陶”同音,于是有人写诗戏说这件事说:


“戏他桃花女,砍却桃花树。盛衰本有自,何必怨陶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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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徽州盐商衰落的同时,1851年,太平军之乱爆发了。


从1851年到1875年,太平军和捻军先后在南北方持续兴起,战火广泛波及清朝18个省的600多座城市,由于战争导致商路断绝,这就使得徽商们的日常经营陷于瘫痪,“自经兵灾,船稀商散”。


迫于动乱,徽商们开始大批量返乡避灾。


在残酷的战争扫荡和接踵而来的瘟疫、灾荒侵袭下,作为徽商大本营的徽州也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以致于曾国藩都在上奏清廷的奏折中写道:


“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


在二十多年的战争扫荡下,徽商商帮从南到北一片哀鸿遍野,继盐业之外,茶业、典当业、木材业等徽商传统主营项目也都受到了致命性的摧残,而徽商们也猛然发现,即使战争停歇,他们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也猛然剧变了。


当时,作为中国传统的“出口创汇三宝”(茶叶、陶瓷、丝绸),茶叶贸易随着英国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地的大规模引种茶叶,出口已经日渐衰落;而欧洲人自产的陶瓷质量也越来越优越,逐步取消了对中国瓷器的进口;在生丝和丝绸方面,日本和欧洲的养蚕业和丝绸业也不断崛起,中国的市场份额不断萎缩。


与茶叶、陶瓷、丝绸等出口业务逐渐萎缩乃至消失相反,外国的机器编织布匹等优质商品则不断输入中国,在此情况下,作为徽商除了盐业外的第二大主营业务,茶叶贸易也在徽商商帮中逐渐没落,另外,经营布匹生意的徽商也逐渐被淘汰出局,在传统的各项主营业务上,徽商受到了几乎是全面性的致命打击。


作为最后硕果仅存的徽商大佬,先是倚靠浙江巡抚王有龄、做官商和军商生意起家的胡雪岩,在王有龄对抗太平军失败自杀后,又接着投靠湘军和左宗棠,成为了左宗棠和湘军南征北伐、财政运转的左膀右臂,并通过湘军和左宗棠的庇护经营钱庄、典当、药业、茶叶、生丝等生意。


1882年,胡雪岩因为与外国洋商进行生丝大战失利出现了巨额亏损,在此情况下,向来与湘军派系不合的淮系李鸿章立即指派官商盛宣怀出马,一方面拖延本来要支付给胡雪岩的官银,另一方面则大规模散布消息、挑拨储户到胡雪岩的钱庄进行挤兑,在多重失利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势力强势打压下,胡雪岩历时三十多年建立的商业帝国,最终在短短几个月间便瞬间崩塌。


1884年,胡雪岩最终在贫恨潦倒中郁郁而终。


而胡雪岩的死,也成为纵横明清两代300多年的徽商最后的真实写照,曾经贵为中国第一商帮的徽商,至此彻底陨落人间。


参考文献:

庞利民:《晋商与徽商》,安徽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王世华:《第一商帮》,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赵焰:《徽商六讲》,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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