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大战,中国应该针尖对麦芒!扑克深度专访兴业首席鲁政委

2017-08-06 13:20:33 编辑:1041475896 来源: 浏览量:370我要评论

导语:如何应对贸易大战?

导读:美国新总统川普领导下的新政府正在实施一些列贸易保护政策,这包括对华反倾销。针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的冲击,中国务必作出反击,避战求和并非良策。经济学家认为,针尖对麦芒式的针锋相对,让我不好受你也别想好好过,这或许是较为可行的方式。

我们注意到,美国华盛顿时间2月2日,美国商务部就对华不锈钢板带材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作出终裁,裁定中国企业63.86 %-76.64%的反倾销税率和75.6%-190.71%反补贴税率。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在3月20日左右做出美国产品权益是否受到侵害的最终裁决。有媒体报道称,如果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之后确定其此前的调查结果,认为美国此类产品受到了不公平竞争的伤害,这一反倾销税将生效并持续5年。

2月4日,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贺军就此表示,中方对美方连续对华钢铁产品裁出高额税率表示失望,对美方不公平的调查方法表示质疑。

2017年1月,中国企业的海外贸易之路走得并不平坦。

1月1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洗衣机反倾销案作出了肯定性损害终裁,导致中国输美大型洗衣机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

1月23日,美国商务部公布最终裁决结果,认定从中国进口的卡车和公共汽车轮胎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

显而易见,中国钢铁行业正在经历“去产能”的阵痛,在美国祭出贸易保护措施的时刻,对于中国钢铁行业将是严峻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贸易保护措施和孤立主义,往往会像瘟疫一样蔓延和传播,这对于复苏缓慢的全球经济而言,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尽管这一次贸易制裁或许并非特朗普政府发端,但从竞选期间的种种言论可以看出,美方的贸易保护措施并不会就此收手,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警惕。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不会停滞,并对世界经济产生广泛影响。这从近期中国领导人的号召和中国政府的姿态可以看出。每个人都需要阳光雨露,不可能将自己关在屋子里存活。

本期专访,我们有幸专访到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先生,深度解读央行货币政策和中国产业经济,并对中美贸易关系进行深刻剖析。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先生

一、货币汇率和金融

投资家:2月3日,央行行长助理表示,货币政策总体应保持审慎和稳健,既要适度扩大总需求,防止出现经济短期过快下行,又不能过度放水。“中性”应该是什么样子?

鲁政委:第一个问题,关于“稳健中性”。过去我们见过“稳健”,看看过去“稳健”时期的具体政策操作,有过升息有过降息,有过提准有过降准。所以,“稳健”其实是指政策希望达到的目的,而不是指具体的利率水平或者工具选择。所以,也从这个思维角度来理解“稳健中性”,从现在来看,相对于上期也就是提出稳健中性之前的时期,即2016年的上半年甚至是2015年的货币政策,现在是有边际收紧的,要不然的话从稳健到稳健中性,加上“中性”这两个字就没有必要,相对于前一期是有边际收紧。

第二个问题,稳健中性是不是一种始终不变的状态?是不是意味着要一直维持2016年12月和今年1月的这种利率水平和这种数量的松紧程度?肯定不是的,稳健中性是一种状态依存意图的定性描述。也就说,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政策不能太松不能太紧,既要保证不出现过度的杠杆和泡沫,也要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如果下一阶段资产价格继续出现明显上涨,比如说房价和债市加杠杆,那可能还会再紧一点。如果这些不是问题了,房价基本上稳住了,债市的杠杆基本上回到了合理水平,那就要看经济增长,如果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减速,就可以松一点。所以说它是一种状态依存的定性描述,不是一个静态。

投资家:这是否是“中性”的具体表现?

鲁政委:我前面说过,中性是定性描述,是状态依存的,怎样才符合中性要看当时的主要矛盾。我们从历史来看,每一次逆回购利率上调,或者其他政策在边际上有所收紧的时候,都是出于防风险的需要。只是说不同的时点“风险”所指的具体内容并不一样。比如说,在2012年信托融资的快速增长,导致了2012年7、8月有两次逆回购利率的上调;

2013年则是因为银行同业的迅速扩张,国内对于“影子银行”的担心加剧,导致了8、9月逆回购利率出现上调。这一次,则是来自对债市、楼市防泡沫的需要,房地产价格在2015年下半年2016年快速的上涨,以及2015年和2016年下半年债市利率的不断下行之后债市加杠杆比较高的程度。但需要注意的是,“处置风险”始终都是一个短时间内的问题,随着风险的消退,处置风险时的货币政策不会长期执行;而且,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对风险点的处置都在增长暂时无虞的情况下进行的。

投资家:2017年央行的货币政策基调依旧是“中性”,多方认为最新的货币政策略微偏紧,2017年的经济增长和固投能否支持这样的政策基调?

鲁政委:“稳健中性”相对于“稳健”的变化,在这个时点是边际收紧的,但不意味着一直会维持这种状态,未来应该会与时俱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家讨论的问题可以认为不是一个真问题。因为眼下静态来看,2016年第四季度和2017年第一季度,保增长暂时不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第四季度增长出现了反弹,而从各种指标来看,很可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景气程度也还是不错的。

所以,政策相对于前期明显回收,经济目前能够承受,但是如果到了第二第三季度经济开始出现减速,加上经过两个季度的处置风险之后,风险也不再成其为主要问题那,政策重心就应该会发生改变。

所以,大家的担心仅仅是从静态来看的,从动态来看,应该不是一个问题。防风险与稳增长并不矛盾,在一定的增长水平上,增长的稳定可以为处置风险创造最佳条件;如果增长低到一定的水平,偏低的增长本身就会成为各种风险“导火索”。所以,未来随着主次矛盾的变化,政策会发生相应的调整,这种与时俱进本质上也是“稳健中性”的需要。

投资家:2月3日,央行全面上调公开市场操作逆回购利率10BP,7天逆回购上调至2.35%,14天逆回购上调至2.5%,28天逆回购上调至2.65%;上调隔夜SLF利率35BP至3.1%,上调7天SLF利率10BP至3.35%,上调1月SLF利率10BP至3.7%。有观点认为,央行已经进入了“加息周期”,您怎么看最近央行一系列货币政策?

鲁政委:最重要背景就是,从货币市场利率来看,从2016年8月份开始就已经在收紧,那为什么没有在那个时候上调逆回购利率和SLF的利率,而到了年后再做这件事情。我们推测,很可能是因为今年1月形势的变化使得央行觉得必须要出来做一些更为明确的表态。1月份会发生什么?从历史经验推断来讲,第一,2009年之后每年1月份的贷款都是全年单月最多的;

第二,2013年之后每年1月份都是下一年的贷款比上一年一月份的贷款更多,也就是说2014年1月比2013年1月多,以此类推。假设历史经验今年继续延续的话,2016年贷款在绝对数上可能不小,虽然从同比的角度未必高,但较大的绝对数值仍然可能导致市场预期偏离政策所期望的方向。

我们考察过,1月份空前贷款的增长往往直接催生房价的更快上涨。从房价指数来看,2009年信贷高增长之后,房价的下跌逆转了;2016年1月贷款的高增长,2015年已经启动的房价上长出现进一步的加速上行。因此,如果这种情况再度出现,对于目前抑制泡沫的工作就并不是很有利。

所以政策当局必须要做出公开的行为,向全市场全社会宣示政策进一步向稳健中性的回归。能够公开选择的行为可以是提高一年期存贷款利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可是,上调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这些都是非常刚性的政策,短期内不容易掉头。但是逆回购利率、SLF这样的利率,从过去来看,尤其是逆回购利率短期内是可以上可以下的,为政策提供了可进可退的手段。

投资家:这些政策的发生,基于目前中国什么样的经济状况,与美联储的加息周期有什么关系?

鲁政委:应该说,并不能完全排除利率和汇率之间存在平衡的需要。正如有政策官员在文章中讲到,汇率和利率之间有平衡的需要,因为需要面对着国内外资产价格强对比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是美联储加息导致了国内利率的上调,而是说可能当前汇率状态的选择对利率有压力。

投资家:中国现在汇率的压力怎样?

鲁政委:汇率的压力比过去一段时间要小一些,小一些的压力也是边际上的和动态的。因为小一些的条件随时都在发生变化:

第一,美元在特朗普上任前期疯狂冲高,从98跑到103,目前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回落。特朗普的就任包括他说强势美元扼杀美国的竞争力,欧元日元低估需要升值,德国日本操纵汇率等言论,这些都促使美元出现回落。我们在去年末完成的2017年美元汇率的年度展望中,预期美元的轨迹就是“U型”的,两头高中间低。美元的走弱有助于人民币贬值压力减轻。

第二,是中国国内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变化。变化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从去年12月份开始,对于资本的宏观审慎管理相对于过去在进一步加强,有助于减轻资本外流的压力;第二是去年第四季度,经济出现了两年以来的首次反弹,经济基本面的改善有助于减轻货币贬值的压力;第三,第四季度开始出现了境内货市场利率的上升。而汇率远期是用利差来定价的,中国利率水平反超美国,有利于远期市场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更为重要的是,汇率的长期走势还需要依靠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从基本面看这个是决定未来汇率走势更关键力量。

投资家:人民币应该锚定什么?

鲁政委: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都会有一个“锚”,这个所谓的“锚”就是指央行参照什么来来调整货币政策。它仿佛航标灯,你到底是想让船离航标更近还是更远一点,但首先你要知道航标在哪里。从全球来看,在固定汇率状态下,固定汇率自然就是汇率锚,所有的政策都得以保持双边汇率的稳定为前提。

但是当汇率开始走向浮动的时候,从成熟经济体来看,这些经济体不约而同走向通胀目标制,或者说都走向了形式不同的“泰勒规则”,就是在增长(失业率)和通胀之间寻找平衡。到底说是通胀的权重大一点,还是增长的权重大一点,可以讨论,但肯定是需要两者兼顾。

至于说通胀当中,是否包不包含资产价格,也可以讨论。失业率实际上是增长另外一种形式的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在中国,可行的货币锚应该是中国版的“泰勒规则”。

投资家:现在央行的政策是否起到了收缩流动性的作用?将会产生什么样影响?对楼市债市影响如何?

鲁政委:衡量流动性收缩的情况,看数量是一个方面,更准确的是要看价格。看价格的话,从2016年8月份开始利率价格明显上升,用10年国债来讲,现在利率水平相对于当时本轮的最低点2.6%差不多上升了90个点,而很多信用债的利率则上升了100多个点,流动性回收确实取得了明显效果。

和直接调整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相比,货币市场利率的变化对于企业融资成本的传导要更慢一些,但是不能否认依然有一定传导作用。比如,由于利率上升,今年第一季度很多企业取消了原定的发债计划或者企业发债成本明显上升。同时,对贷款的定价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对于债市和楼市,也的确引导了预期,使得市场更为理性。

投资家:您此前表述,对于汇率来说,由于目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仍高估,因此2017年汇率弹性或继续增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高估有何影响?

鲁政委:实际有效汇率会受到各种国内成本和人民币和美元双边汇率的综合影响,不仅仅是指双边汇率。这就如同说CPI,经常说CPI受猪肉影响,但不是说CPI就是猪肉,猪肉就是CPI;猪肉涨CPI跟着上涨,但猪肉不涨,不排除CPI也会涨。实际有效汇率是经济学上的一个专业术语,它用来衡量一个经济体在可贸程度高的产品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通俗地说,可贸易程度高的产品是第一产业的大宗商品和第二产业最近几年,中国经济下行,下跌的力量来自于第二产业,跟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没有关系。因为从2007年以来第一产就是那么一个速度,没有趋势性的变化,第三产业从2007年后尤其是2012年后第三产业的增速都比整个经济的增速要高,去年增长7.5%左右。如果经济能够和第三产业保持一致,其实就不用保增长。

关键是第二产业出现了问题,我们由此推断实际有效汇率偏高。实际有效汇率包括一系列的东西,除了双边汇率之外,也包括各种国内成本,比如税收成本、融资成本、房地产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等等。也正因为如此,2014年之前,国家花更大的力量来解决融资成本过高,2015-2016年则在大力推结构性减税和适当降低劳动力成本(比如减轻企业所缴纳的社保),现在则是试图解决楼市成本过高。

房地产对国内成本影响较大,不仅仅是房租问题,企业雇佣的每一个工人都要住在房子里,吃的每一口饭都是在租的铺面里售出的,土地和房价的上涨带来的是直接抬高了每一个工人最低的刚性生活成本,由此直接抬高了每个企业的用工成本,从而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就像现在看到的,经济在下行,但是工人工资却在不断往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租金和一日三餐费用在往上涨,而工人个人的净所得未必增加了。典型的例子,过去招人在谈工资的时候只谈全年的总包,不必谈结构(固定工作和年终奖金的占比),反正能拿到满意的收入就好。

现在大学生每次都还要求谈工资结构,每个月固定工资多少钱,因为他要租房子、买房子要月供,工资少了活不下去。从眼下汇率来讲,特朗普上来汇率和贸易保护主义出现了一系列急转直下的言论。这意味着,现在需要召开一次新形势下小型的“布雷顿森会议”,中美或者说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尤其是欧美日英,要坐下来就汇率重新磋商。

投资家:香港大学教授肖耿近日发文认为,美联储加息主要是关注美国国内经济状况。您怎么看美联储加息?

鲁政委:对于美联储对利率的考量。毫无疑问美国首先是从自己国内经济的角度来做利率政策选择的,但这并不是说他只关注自己的情况,完全不关注国外情况,而是关键国外会不会对美国国内造成影响。美联储其实是站在国外变化会不会对他本国造成影响的角度来关注国外的,如果对美国会造成影响,那政策调整就会做出考虑。比如说,去年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当中,N多次提到国外的问题,比如英国脱欧的影响还提到中国的影响。

他在政策考量当中会把你对他的影响内部化后来考虑,如果没影响他就不管了,该怎么干怎么干。不是不关心国际而是从对国内影响的角度来看待国际事情。第二,对于美联储对汇率的考量。在美国经济权利架构中,按照过去的传统,美联储主席不能直接评判美元汇率的高低,评判汇率的权利掌握在财政部长手里,美国总统也不能评价美联储的政策,美国总统很少直接评价汇率。

汇率也属于贸易政策的一部分,在贸易政策上由美国国会有相当大的权利,因此,国会议员也经常评论他国汇率。这和中国不一样,大家总觉得央行行长应该说汇率,美联储主席怎么不评论呢?各个国家的传统和权利架构不一样,在很多经济体,法律上汇率稳定的权利有的国家在财政部有的在央行。

投资家:前几次中美汇率胶着变化,央行是否进行了干预,这种干预是否起到了效果?

鲁政委:放在全球来看,有这样两个经验:第一,你永远无法判断到底在汇率的问题当中,各个国家的央行到底有没有伸手,伸手的程度到什么水平;第二,无论有没有伸手,最后发现央行干预行为都没办法逆转趋势。除非是完全资本管制,否则,对于央行干预的最终有效性的评估,都要保持谨慎。

投资家:央行近期的资本管制组合拳起到了哪些作用?

鲁政委:怎么看这个问题?首先,从上到下来看,我们应该把政策组合放在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化、不断对外开放这个大的背景下来观察。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仍然会不断向前推进,而采取的所有政策,都只是要确保这个过程的平稳。这些政策也会根据市场化进程不断优化。

在达沃斯论坛上,总书记讲,我国对外开放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不能关在屋子里,既没有阳光但也没有空气。在2016年IMF对中国的第四条款磋商声明中,IMF的高官对中国汇率的改革表示赞赏,而且支持中国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努力,同时支持中国在必要时候采取资本账户的管制以却保持这一过程的平稳。

投资家:您说,2016年的融资成本的同比增速处于或接近2002年以来的低位。融资成本继续降低的空间有限。中国的融资成本在企业成本中占多少分量?与发达国家比,我们的融资成本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鲁政委:由于各个国家金融体系和统计口径的差异,获取数据并不容易,所以不好回答。但是,我想说的是比成本更重的是企业盈利能力的变化,几年前,有些研究者把中国经济的下滑归结为融资难融资贵。

我当时就说,贷款利率高也就是6%,但我发现,很多企业贷款给他就算不要利息,到年末它连本金也还不了。这意味着,不是说降低融资成本没有用,但是说融资成本降低了问题就解决了,也没有用。现在关键是企业盈利能力出现了问题。

投资家:您说,2016年不是一次类滞胀,而是一次非常典型的滞胀。是出于什么做的判断?另外,2017年是否依旧?摆脱滞胀,中国还需要做什么?

鲁政委:“滞涨”在经济学上的意义是由于供给的萎缩导致价格的上升。供给减少意味着经济增速的放缓,但这个时候价格上涨。现在看到经济下行但是物价却在上涨,这符合经济学当中滞涨的定义。2017年在这方面我觉得应该有所缓解,原因是一些供给有所恢复,这种情况下物价涨幅放缓,和经济整体的基本面会一致,一致起来就不是滞涨了。

我们注意到新的一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强调市场化法制化。市场也会让供给减少,,但更多是在竞争中淘汰落后产能,企业东西卖不动就死掉了。与之对应,行政的力量可能边界把握不准,可能搞多或者搞少,但是市场的力量偏差不会那么大。所以,市场化法制化的供给侧改革,有助于缓解“滞胀”风险。

二、中美关系和国际贸易

投资家:您说“美国通胀预期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发酵,新兴经济体可能面临资本流出压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可能对新兴经济体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您预判2017年美联储加息几次?中国目前资本流出压力如何?

鲁政委:主流预期美联储加息两到三次,我们的看法是这主要取决于特朗普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能不能如期开启,如果说不能如期开启,因为涉及到预算和征地也涉及到立法,如果投资没有如期到来或者没有达到预期的量,美联储加息次数很可能会比预期少。

资本外流表现在哪?中国持续外汇占款的净下降,这都是资本外流的表征。也包括中国FDI流量数据是逆差,流量就是当年新增,存量数据还是顺差。外贸顺差的情况下结售汇水平是逆差,这也是资本外流。

投资家:2016年全年中国出口金额20974亿美元,全年累计出口增速-7.7%,增速比2015年进一步降低4.8%,连续两年出口增速负增长。从2011年起算,中国出口已经连续6年增速下滑。怎么预判2017年的世界市场?

鲁政委:如果我们自己看自己,也就是和2016年比2017年的出口或许略有改善。原因是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状况有改善,但是前景依旧不容乐观。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2016年开始中国进出口增速低于全球水平。2016年之前,中国的出口挺不好的,-7%、-5%之类,但全球平均水平是负的百分之十几,我们还是相对略好一些。但是现在我们和自己比是好一点,但人家好转更多,这折射出我国企业竞争力越来越差。

二是,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政策,前面的预判都还没有包含特朗普可能出台的贸易保护政策,贸易保护主义不要以为就美国自己做,其他人站旁边看着,美国可能会有强烈的示范效应,那贸易保护主义就是全球浪潮,如果是这样就对中国冲击非常大。实际上已经出现一些端倪,从特朗普的排兵来看,特朗普选用的官员都是在对华贸易上非常鹰派的。

在特朗普没有正式上任时,1月份美国对华发起的反倾销案例已经急剧上升。这些行为和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他的一个说法都是一致的。除了征税、汇率操纵之外,可能还有一句话被普遍忽略了,但是我觉得却是最先开出来的第一炮,那就是“加强对华贸易执法”。这还是在现有框架里面,即便不出新的招,就可以抓你抓得更多。我们看到发起的反倾销案例大规模上升,虽然没有出新的法案。

这会对中国的贸易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在过去的历史分析中发现,只要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多,那一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都会出现下滑,出现明显的减速。今年肯定会有更多的反倾销出来,对我们压力比较大。具体来说钢铁、化工遭遇反倾销的可能性更大,比如说轮胎、石油、天然气和铝这些行业。

投资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会造成什么影响?

鲁政委:从过去的历史数据分析,凡是美国对我国发起更多反倾销的年份,我国的外贸增速都会出现明显的放缓。所以,美国一旦真正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我们的影响不容低估。在应对策略上,博弈当中有个术语叫做“可置信威胁”,如果对手不合作,你的最佳策略不能是像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那样“以德报怨”,而是要“针尖对麦芒”,就是你打我我就要回击你,最后让他发现打对大家都没好处,最后就会坐下来谈合作。

所以,为了求得最终好的结果,就要以战逼和,而不能一味以和求和。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首先,我国要在现有国际贸易公约或惯例的框架内,做好自己的工作,避免授人以柄,因为若存在这样的问题就会被“加强贸易执法”给抓了。

第二,在现有国际贸易法律框架内据理力争,这点很重要。比如说美国对华反倾销,会一个个起诉企业,比如说轮胎企业,最后应诉和不应诉的企业最后的反倾销税率是不一样的,应诉了,有理有据,可能还是比较低的税率,不应诉的企业,最后税率就会很高。这种处理规则要让我们国内的企业知道,因为国内企业很多相当传统,未必有国际视野,被人家一告就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的行业协会,政府和海外商务参赞,要向企业提供相关的信息和知识的培训,这些是公共资源,要用起来。

第三,寻求可能的机会与美国磋商,包括寻求双边和多边框架内的磋商;同时,中国也要自己寻求更多双边自由贸易,为自己在国际贸易中寻求更多战略纵深。搞多边,美国现在不想玩,英国也出现这样的苗头,如果这些大国都不玩,中国非要在多边当中搞,难度可能也比较大。那就也搞双边,比如找英国谈、德国谈,因为英国现在对双边自由贸易非常感兴趣。这样即便多边谈判无法取得进展,我们受的影响也没那么大。

第四,要仔细了解美国这些政策的主要议员代表哪些利益集团,以便在对美贸易当中采取有针对性的手段。这样,我作出反击、要制裁你的时候,能够打到你的七寸。谁对我最坚决,我打你的时候就打那个产业。坐下来谈的时候就可以多进口你这个产业的产品,如果进口完了,你还对我态度不好,就再打你,这个很有必要。

过去我们缓和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就是“坐飞机、吃大豆、看大片”,有合理性,因为在伊利诺伊州就是对华鹰派议员所在的一个州。这个州的大豆产量全美第一,波音公司总部也在这个州。当然,我还要关注,我飞机也买了豆子也买了,你伊利诺伊州的态度有多少改变?没有改变我就要减少飞机和大豆采购。

投资家: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参加达沃斯经济论坛,发出全球化的号召。这对于世界和中国,有这什么样的意义?中国提出的全球化政策会给全球贸易以及中美关系带来哪些影响?

鲁政委:总书记更多的是在宣示了中国的立场和愿景,中国政府部门也会积极照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开放需要全球的合作,所以,我们也期待其他国家的积极回应。中国的倡导其实鼓舞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持续开放和引导自由贸易的信心,但同时也需要其他经济体的合作。

投资家:美国特朗普新总统上任,新政府对华贸易会采取哪些实际措施?对中国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实际上贸易保护政策已经被人类历史多次证明过走不通。

鲁政委:特朗普新政府对中国会采取哪些贸易保护政策呢?力度怎么样另当别论,但是着可能手点其在竞选中已经说得很明白,第一个,可能动用进口关税,加多少什么时候加,全部加还是对部分产品加,这个另当别论;第二个是汇率上的政策,宣布中国在汇率上的操纵,宣不宣布是一回事,但是汇率施压是他找准的一个点;第三个点就是加强对华贸易执法;第四个点就是促使美国制造业回流,就是说不要到海外去投资回到美国来投资。

对中国的影响,我觉得,第一对中国来讲,外贸这驾马车还是很重要的,包括美国在内的贸易保护主义上的强化行为,会对中国外贸产生不小的影响。但是,除了外贸本身,其也可能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挑战。这么多年来,我国产业在技术上的快速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中国融入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代工、出口、吸收FDI,在“干中学”获得“技术外溢”。

问题是,当这些贸易保护主义发生之后,中国就在一定程度上被动地疏离了全球化,疏离了全球的技术前沿,这会对中国的产业进步技术水平的提升,对我国的学习的机制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也不必过度悲观,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大的市场,我们可以拿自己的市场作为谈判的筹码,美国的市场大对中国很重要,但是中国也很大啊,对美国也很重要。可以在协商当中取得平衡。

虽然从经济学家理性思考的角度,贸易保护走不通,但为什么美国会选择这样的政策呢?但我们发现贸易保护主义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从来没有被撤出过,而且在有些国家的某些特定时刻还占据着非常重的地位。现在各个国家都有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幽灵从来没有从任何国家的政策灵魂当中排除出去,尤其当这些国家受到外界冲击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更加强烈。

这个可以理解,毕竟贸易保护的长期影响是不可量化、短期难以看清楚的,但却在眼下能够迎合工人选民的增加工作机会的诉求。对于失业的人来说,肯定不会给你资本家投票,即便理性地看贸易保护主义对于全球经济不利,但是站在民粹主义的背景下,仍然会成为现实的政策。不能因为经济的理性就否认它可能变成现实并且在一段时间内被越来越强化的可能性。

投资家:这样的政策引发的中国贸易报复会对美国自身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鲁政委:这个很清楚啊,市场会对美国产生四方面的影响。

第一,美国上市公司当中,很多公司40%多的利润是来源于中国市场,如果制裁会直接影响这些美国企业的表现。

第二,会提高美国消费者的成本。正是因为中国企业生产的东西被美国企业的便宜,才会让美国的企业难受,现在你不让我产品的来了,好像你的企业不那么难受,但你消费者遭罪了。我的衬衫一件50美元,你的衬衫100美元,那么消费者的利益受损。

第三,会影响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美国过度保护传统产业,使得更多资源滞留于传统产业,影响了其自身的生产效率的提高。第四,面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中国在市场方准入方面采取更多的报复手段,会让美国更多的企业受损。你对我的钢铁报复我对你的钢铁也进行保报复,不尽如此,很有可能我在你希望开放的其他领域也采取报复手段。那么美国受到的损失也会很大,虽然不容易量化。

投资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16年在分析国际经济形势时,第三季度例会认为,“美国经济温和复苏……部分新兴经济体实体经济有所改善”,而第四季度例会认为“美国经济复苏有所加快……部分新兴经济体实体经济面临更多挑战”。美国经济的复苏背后是什么动力?还是在整体生产力与科技水平都没有明显爆发情况下的一个由宽松的利率水平维持的虚假现象?

鲁政委:美国经济复苏背后的动力是什么?恐怕我们不能找出某一个东西去说,因为很可能不同时段有不同的力量在起作用,所以要找出哪个产业或者领域在起作用并不容易。也不能说货币委员会的说法是矛盾的,没有人对未来的判断是百发百中的。那么现在到底是低利率造成的现象,还是科技的进步呢?这个问题不光是美国的经济学家说不清楚,而且经济史也从来没有解决掉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以前有人说是TFP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进步的原动力,但是后来发现那是在计量技术还不够发达时候的一种研究结论。

也有一种研究发现,计量技术更为发达的现在,如果在计量中把能够归因于每一个要素都归因得比较清楚,发现余值基本接近于零。同时,耶伦也讲,随着就业更加充分,劳动生产率可能因为“紧绷”而有所提高。所以,宏观经济学并没有那么一致的看法。当然,如果你愿意相信宏观政策有用,那么,就自然会承认当前美国的经济回升与宽松的货币存在莫大的关系,至少是过去宽松的货币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

投资家:一个季度之内,是什么让部分新兴经济体从实体经济有所改善转变为面临更多挑战?面临着哪些挑战?哪些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更多?从经济学家角度看,这些挑战该如何应对?

鲁政委:第一个是货币政策的影响以及海外经济当中的意外冲击。这些外部的意外冲击包括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特朗普当选所带来的预期冲击。新兴经济体的挑战,更多的是在被动适应的全球中如何寻找一个明智的政策。新兴经济体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政策智慧的缺失,未必是说是其他不可预料的东西。

因为在全球经济表现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有一些新兴经济体还是有不错的表现。比如说波兰和印度,印度短期的经济只是最近让想法理想但操作仓促、准备不充分的废钞给毁了。废钞的想法是好的,但是操作出了问题,这也是政策智慧不足的一种反应。从经济学家的角度如何看这些挑战如何应对呢?那就是如何作出更为专业经济决策,这要把经济的技术性选择与政治智慧融合起来。

投资家:特朗普的基建建设将会遇到哪些阻力?美国要投资基建,中国能否在其中找到商业机会?

鲁政委:特朗普的基建计划有哪些阻力,我觉得可以看到两个:第一,钱从哪里来?如果从财政来,那么财政要增加预算,预算需要立法,需要国会的配合。如果不从财政来,那可能要要PPP,让民间企业投,民间企业到底听不听你的话,会不会跟你走,这是个问题。第二,基建形象化理解为轨道交通、高速公路与铁路等等,那很多基建就需要征地。在美国征地很困难,一户人不愿意就征不了。如果要出台特别法案加快征地,那你得先立法,这恐怕需要一段时间。我想这是他短期内最大的阻力。美国的基建中国能不能寻找机会?当然可以。

从特朗普对马云的态度来看,他是个实用主义的人,谁能够解决我关心的事情就跟谁玩。如果美国是这样的思路,财政没有钱采取PPP的话,中国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寻找相应机会。但此前中国要做好对法律风险的评估,当然我们认为投资美国基础设施的风险可能比其他新兴经济体还要低一些,因为他法律体系比较完备。但是他法律很复杂,要搞清楚,法律搞不清楚是未来投资的最大风险。所以,在这里要改变我们不愿意给投资咨询机构、律所出咨询费的习惯。

投资家:日媒近日报道,日本可能给美国提供数千亿美元的资金进行基建和其他项目建设。

鲁政委:这本身说明了日本意识到美国搞基建缺的东西是什么?日本可以给,我们也可以考虑去平等竞争。不是说日本做了我们就不能搞。

三、国内产业和宏观经济

投资家:2017年还将继续推进央地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改革,您怎么看地方债务不兜底的政策执行?地方债务与土地财政会发生什么变化?

鲁政委:中国这几年面临的财政进一步深入的改革来说,央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你可以认为现在地方债那么多,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过去央地不协调的一种表现。现在怎么看待不兜底的政策?我觉得,这中间的问题,如果做好了央地关系匹配,恐怕不兜底的风险也不是很大,因为地方政府就可以有多大财力办多大事。

当然,除了央地关系,还有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问题。有些事情政府不该干,就不应该揽过来干,就可以控制支出。第二,我们的《破产法》目前并未涵盖政府和居民。在没有《破产法》的情况下,对于政府来说,他们的债务只是流动性风险而不是信用风险。在不会破产的情况下,主要是要解决到期债务如何衔接上的问题。这个时候有效的预期管理很重要,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财政规划来进行引导。

对于土地财政,在一个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房地产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带动作用,在这一阶段土地就会自动成为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这没有什么问题。随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会发生变化,土地财政的地位也会发生变化。

投资家: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下滑。中国还有哪些潜力和要素开发可以达成中高速发展目标?

鲁政委:长期来说中国的潜力在哪里?第一,我们人口绝对数量很大,虽然我们的劳动力人口增速有一定下降,但在全球经济当作未来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因为绝对量非常大。因为绝对量大带来第二个机遇,也就是说我们创新潜力足够强。如果天才的数量是大致服从平均分布的,那么,人口数量足够大意味着天才也足够多,关键是要有好的机制把这些人的创造力激发出来。

第三,下一阶段中国会从“农民工”红利进入到“大学生”红利阶段,有人搞笑说大学生比民工便宜,就说明这一点。技术工人能力会更强,特别是创新能力会更强。那么,在国际贸易的下一阶段,我们就有可能更多转到服务贸易,典型的比如软件、设计和传媒等,那初中生可能干不了,但对于大专以上的学生不是问题。

投资家:您在一期报告中提到,第二产业就业可能还未有扩张的迹象。第二产业就业扩张需要什么条件?目前PPP大量上马和财政货币政策将对第二产业造成什么影响?

鲁政委:第二产业在去年第四季度已经有反弹,目前第二产业的经济指标略有回调但依旧处在高位。PMI指数虽然1月份比12月份略有回落但还处在高位。第二产业扩张需要哪些条件?短期来看得益于财政的刺激、房地产这些产业的改善;在中长期,则需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修正。PPP的上马其实也是基建,目前基建增速也就在20%左右,对于第二产业的改善有积极作用,但仍然是温和的。

投资家: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会呈现什么样的状态?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会呈现什么关系?

鲁政委: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我觉得是总体可能会是震荡下行的状态。2016年是房地产发力,基建也发了一部分力,在2017年,房地产恐怕不能发力了。房地产在被调控的情况下,就更多的要靠基建。

投资家:2016年民间投资下滑,中央曾派出督查小组。您如何看2017年的民间投资?M1和M2剪刀差和民间投资下滑有什么联系?

鲁政委:单纯从数据来看,2017年民间投资预计仍然是小幅微涨的过程。真正的民间投资活力的发挥还要看第二产业整个景气的恢复。在依靠基建投资的情况下,PPP可以起到一部分带动民间投资的作用。M1和M2剪刀差和民间投资的关系,这个剪刀差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地方债的置换和房地产的销售。过去两者之间比较强的关系,最近几年这两个因素使他们的关系有所减弱,剪刀差也就并不能够很好展现出与民间投资之间的一致性。

投资家:您预计2017年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均在1.0%左右,由此,基建投资增速需达17.4%,目标能否实现,从根本上说,要取决于资金来源状况。目前来看,资金来源状况如何?

鲁政委:资金来源的状况从去年12月数据来看,资金来源状况比较好。今年第一季度资金来源状况可能还可以。但是在全年整体的财政赤字受限的情况下,可能全年收支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PPP虽然大批量上,但是从落实来讲,从入库到项目落实变成当期切实投资,还需要一个过程。比如说2017年至少需要18万亿的投资,而PPP只能提供1.8万亿投资,还是很小。

投资家:您认为,在目前淘汰旧产能的过程中,企业很难新增投资,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更容易出现放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旧是2017年的重点,企业投资可否向新产能迈进?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您判断会呈现什么状态?如果放缓,会不会拖累经济增长?

鲁政委:问题是增加新产能能够获利的方向在哪里?除了2012年至今多年设备没有更新,一些更新的需求之外,在其他方面,如果说看到新的产能获利,企业就会主动去搞新产能了。或者说新产能能否盈利?问题是现在看到的一些方向或者希望的方向未必能够持续盈利,这造成了制造业进退维谷的状态。旧产能要去掉,但新的产能没有发现强劲的点。所以,2017年会是震荡下行的状态,如果放缓肯定会对经济增长在成一定的影响。

投资家:您此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可以归纳为第二产业的问题。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第二产业有何影响?

鲁政委:实际有效汇率高会影响第二产业竞争力,进而影响其利润。所以看到实际有效汇率的强弱和第二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其实是一致。

投资家:您曾讲过,我们现在正在全球经历着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而产业转移背后最根本的驱动因素就是成本。为什么会把成本选为最根本的驱动因素而不是其他?例如科技,产业链完整度?

鲁政委:全球产业转移的驱动力在成本,因为转移的是制造业。科技如果只是创意这是没有用的,比如说苹果手机的创意好,但是如果没有厂商把它做出来,这个创意是没有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制造这部分还是要选择谁家便宜就放在哪里做。最便宜其实表现为人的性价比,也就是工人的质量和效率。我们看到一些低端的产业比如成衣已经向越南、柬埔寨和印尼这些东南亚国家转移;而需要更多的知识和熟练工人的配合,暂时还留在中国。

但是压力也很大,目前中国各方面的成本换算成相同的汇率和美国比低不了太多了,考虑到贸易纠纷的不确定性,可能就使美国可能有一些竞争力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高度关注。全球第四处产业转移对中国影响非常大,转移过快会影响中国产业爬升和科技进步。

投资家:目前的宏观政策是否意在经济托底?有观点认为,6%是中国经济的铁底,您怎么看中国经济的底部?

鲁政委:任何时候任何经济体都不会放弃经济增长的目标,只是说把这个目标要维持的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取决于政府的考量。2020的目标就是今后几年每年增速不低于6.5%,所以,当然会在意托底,那么这个底我认为是6.5%不是6%。现在是6.7%离6.5%只是一步之遥,但是这只是数字上的考量,更重要的是经济内生动力、经济质量,这恐怕还需要更多的耐心。所以,权威人士讲,我国经济“L型”的过程可能要经历2-3年的时间。

投资家:您的研究指出2016年上游企业利润增速恢复很快但没有向下游传导。为何上游企业利润增速如此之快?为何没有向下游做传导?上游企业的利润能否持续?

鲁政委:上游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那么快其实主要是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上涨来自供需两个方面同时的发力,供给就是由于产能被控制和去掉,需求是由于基建和房地产在2016年保持强势,这些对钢铁煤炭的需求都很大。所以上游涨的很快,但是为什么没有向下游传导呢?因为更广泛的下游领域需求没有起来,所以决定了不能通畅地向下游传导,这意味着上游利润的攀升恐怕不能持续。下游企业利润的回升需要经济的完全复苏,如果下游企业利润没有回升就意味着经济只是反弹不是复苏。

投资家:您之前判断2016年是典型的滞涨年,2017年大宗商品不会像2016年那么强悍。2016年大宗牛市成因?2017年将会作何呈现?

鲁政委:2016年大宗商品的大牛市是供给和需求两方同时起作用,2017年依靠市场化法制化去产能,同时由于财政的托底,容忍经济增速的进一步由6.7%放到6.5%,因而,对于大宗商品来说2016年的年景不会在2017年再出现。

作者:石省昌   来源:扑克投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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